大明惊变

第9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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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埙摇头道:“那可未免太巧了。于侍郎的女儿看到吴珊瑚把玩夏扇,心中羡慕,于是专程赶来蒋骨买扇子,这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北京城那么大,那女贼人怎么偏偏捡到了遗失的骨扇?”
蒋苏台道:“但扇子只有三柄,她不是捡到,还能从哪里得来?”
杨埙道:“你说得有理,先姑且认为是有人遗失了扇子。眼下没有别的线索,我只能先去查清楚到底是谁遗失了扇子。”
蒋苏台道:“吴珊瑚那柄夏扇应还在她府上。刚刚她还向蒯玉珠炫耀过,说她那柄夏扇最好,店里所有的扇子加起来都不及她那柄。”
杨埙道:“那么就只剩下丘监生和于璚英了。国子监出了事,想必乱得很,一时难寻到丘监生。嗯,我这就去找朱骥,问他妻子手中的冬扇是否还在。”见蒋氏忧心忡忡,便安慰道:“你不必担心,虽然朱骥是锦衣卫千户,而今他妻子亦卷入其中,他必定不敢逮捕你到锦衣卫问讯了,不然他妻子何以自处?”
蒋苏台点了点头,道:“多谢杨大哥。”
杨埙起身笑道:“有什么好谢的。”
忽有人拍门叫道:“店家,买扇子。”却是名女子声音,口音甚重,似是南方人氏。
蒋苏台正欲送杨埙从后门出去,便应道:“小店已经打烊了,请娘子明日再来。”
那女子急叫道:“我是外地人氏,明日一早便要动身返乡,久慕蒋骨扇铺大名,想买几柄带回家乡做礼物。天就快要黑了,还望娘子行个方便。”
蒋苏台闻言立时心软,便应了一声:“请娘子稍候。”
杨埙道:“你招呼客人好了,我自己从后门出去。”
蒋苏台道:“后门上了锁,得我亲自去开门。”见杨埙露出惊讶之色来,忙解释道:“这是我哥哥的主意。他说我一个单身妇人,总是一个人歇宿在店里,不大太平。前几日他引神机营同伴回来,一齐动手,将后墙加高加固,又给门板安了新锁。”
杨埙笑道:“还是令兄考虑周全。那就不麻烦了,我就直接从前门出去好了。”一边说着,一边去卸门板。
蒋苏台道:“杨大哥要西行去锦衣卫官署,从前门出去得绕上一大圈呢。你稍等一下,我招呼完这位主顾,便送你从后门出去。”
杨埙应了一声,利落地卸下一扇门板,刚好容一人通过。等候在外面的女子闪身进来,歉然道:“实在不好意思,如果不是情非得已,也不会冒昧打扰。”
蒋苏台忙道:“娘子快别这么说。你喜欢我的扇子,肯光顾小店,还要千里迢迢地带回家乡,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扇子都摆在那边架子上,我带娘子过去。”
那女子道:“我哥哥还在外面。”
话音未落,一名高大的男子从门板缝中挤了进来。一跨进门槛,便顺手拿起一边的门板,将空隙掩上。
杨埙虽候在一旁,却因为心中有事,未多留意先进来的女主顾。此时见到女主顾的兄长举止异常,不经意地一扫,这才大吃一惊,忙叫道:“苏台,快跑!”
* * *
[1]毁于天火的三大殿,在永乐一朝没有再进行重修。明成祖朱棣担心“违背天意”,不敢再建,权以奉天门(即今太和门)为听政之所,这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御门听政”的起因。之后,明成祖朱棣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朱高炽与其父性情完全不同,留恋虎踞龙盘的兴王之地,一心想复都南京。如此心境下,自然也不愿意花费人力、物力修复北京的三大殿。据《明史·仁宗本纪》:朱高炽“洪熙元年三月戊戌,将迁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四月壬子,命皇太子(指朱瞻基,后来的明宣宗)谒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马皇后谥‘孝慈’,故名,位于今江苏南京紫金山),遂居守南京”。同时,还下令重新修葺南京皇城。然而,天不遂人愿,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骤然去世,未能实现迁都回南京的计划。皇帝去世时,皇太子朱瞻基人正在南京,为复都做准备。明仁宗遗诏道:“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仰咸南京,斯也吾之素心。”可见其念念不忘迁都南京。其继承者明宣宗朱瞻基颇有其祖明成祖朱棣风范,不思迁都,但并没有修复三大殿。因而,在紫禁城建成之初那场大火后的二十年间,曾经富丽堂皇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始终只是一片焦黑的废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英宗皇帝幼冲即位,却十分崇拜曾祖父朱棣,希望能成为一个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于是,在他当政期间,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当时还健在的蒯祥又受命主持营建三大殿和乾清宫、坤宁宫的工程。施工中用各局监轮班工匠三万余人,军队三万六千人,前后花费两年时间。
[2]工部为六部之一,掌理天下百工、屯田、虞衡、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司:营缮、屯田、虞衡、都水。营缮掌缮治皇家宫廷、陵寝、坛庙、宫府、城垣、仓库、廨宇、营房。紫禁城设计者蒯祥亦是工部营缮司官吏。
[3]中国古代史籍多称呼日本为倭国,本书一律采纳“日本”的正式称呼。
[4]明代接待外国使节,住宿的国宾馆称会同馆,南、北两京均设有会同馆。明英宗即位后,定会同馆为南北两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北会同馆位于澄清坊大街东,就是现在的王府井一带。南会同馆位于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即现在东交民巷内。
[5]明初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于是有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廷骗钱。那些日本人多是胆大的冒险者,没有管辖,朝贡完了后往往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倭寇的来历。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鉴于倭寇多入寇山东海滨郡县,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对方约束部属,各安其土。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不知道元朝已经灭亡,误以为使者是蒙古所派,恼恨当年元军伐日,当场杀死其中五人,将杨载拘留了三个月,这才放还。朱元璋对日本国情也不了解,以为怀良亲王就是日本国王,为了减轻倭患,再度派赵秩出使日本。经赵秩解释后,怀良亲王这才知道中国已是大明王朝的天下,遂同意修好,且送还了部分被倭寇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口。自此,中日两国开始了外交往来。然后来朱元璋从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怀良亲王并不是真正的日本国王,日本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不由得十分懊悔,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干脆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彻底断绝了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并开始闭关自守,对日本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日本在其《祖训》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所谓“不征国”,就是与这些国家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贸易活动采用朝贡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为了防止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始作俑的海禁制度正是明代倭寇猖獗的根源。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居民多以“以番舶为利”,不许下海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与其等着饿死,不如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但《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极严,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棉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为了不被诛九族,走私商民多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由此才有了愈演愈烈的“倭情”。事实上,明中后期为害最烈的倭寇,主体其实是“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为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积极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朱棣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而当时的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已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政治权力人物。由于明朝对朝贡使者赏赐极其丰厚,义满亦积极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其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建文帝三年(1401年),义满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中日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但仅仅允许朝贡贸易,对民间自由贸易,明廷依然严厉禁止。
[6]黄金家族是指是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根据记载,蒙古族有一名女性始祖阿兰豁阿,她与她丈夫生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她丈夫死后,她又生出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和其他亲属对这件事很有疑问。阿兰豁阿解释说:后来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自阿兰豁阿后来所生三个儿子的家族,所以便被称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按照蒙古传统观念,只有黄金家族出身的人,才有继承汗位的权利。非黄金家族出身的人,绝对不可染指汗权。
[7]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吉林、辽宁一带。
[8]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滕旗达里诺尔西岸)病死后,其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在和林继位。爱猷识理达腊死后,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
[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朱棣所组建的神机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独立枪炮部队,并且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由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此后,神机营成为军队的一个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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