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学士高穀将龚遂荣书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遍示群臣，与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商议对策。礼部尚书胡濙提议直接将此书上呈景帝。都御史王文却认为上意已定，即便递上龚遂荣的书奏，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这封书大有挑拨太上皇和景帝手足感情的嫌疑，搞不好皇帝还要降罪。大学士高穀听到王文“挑拨感情”的话后，立时显得颇为犹豫。
此事被给事中叶盛知道后，大为不平。他赞成礼部尚书胡濙的主张，认为应该将书上交景帝。叶盛当时有个外号叫“叶少保”。每当朝议时，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当时只有于谦于少保在群臣中具此威望。叶盛如此争先恐后，有人不高兴地讥讽说：“莫非他也是少保？”
叶盛便因此得了个“叶少保”的外号，他敢于任事、直言无忌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以叶盛的个性，知道龚遂荣投书一事后，当然要上书向景帝上陈这件事。
另一名给事中林聪也不满高穀、胡濙、王直三人态度软弱，竟然被王文一言恐吓，紧跟着叶盛上书，弹劾高穀、胡濙、王直三人“皆股肱大臣，有闻必告，不宜偶语窃议”，要求皇帝降旨切责。
这样一来，事情就彻底闹大了，想瞒都瞒不住了。景帝朱祁钰特地派人来索要龚遂荣的上书，看后大怒道：“龚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立即下令逮捕龚遂荣，下狱坐罪。于是，群臣再无人敢多说迎接太上皇礼仪之事。
之后，朱祁钰派太常少卿许彬到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到居庸关迎太上皇回京。
许彬字道中，宁阳[18]人。自小勤奋好学，被称为“学痴”，与当地才子王贤齐名。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正统末，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他被景帝朱祁钰选中，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平庸无奇。
商辂字弘载，淳安[19]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即所谓的“连中三元”。终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辂一人[20]。即便是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其人仪表美好魁伟，英宗皇帝很喜欢他，曾亲自选拔为展书官。
许彬一行在宣府见到了英宗朱祁镇。一番礼节后，许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诏和祭文。祭文是为了祭奠土木堡阵亡的官军，写得悲壮苍凉，颇有气势。最关键的是，许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隐有为王振开脱之意。虽然王振已成为千夫所指的“国贼”，但英宗对王振的复杂感情，决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许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极得朱祁镇欢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节，当了整整一年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朱祁钰于东安门下辇迎接，朱祁镇下轿答礼。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朱祁镇“驾入南宫”，正式开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刚开始，朱祁镇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朱祁镇发现他这个太上皇与囚徒无异，被禁锢在南内，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数民族政权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堪称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而对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杨善，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明廷中大起争议。当时举朝上下都认为杨善所建是不世奇功，应该封爵，赐丹书铁券，享受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但景帝朱祁钰只命杨善以礼部左侍郎迁左都御史，仍掌鸿胪寺事；校尉袁彬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哈铭亦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着改名为杨铭。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显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长回来，所以，出力营救兄长回来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满朝文武都为杨善和袁彬不平。袁彬与英宗关系亲密，事先已经入宫拜见英宗及孙太后，得了英宗亲信宦官金英的嘱咐和提醒，心中早有准备，所以也不以为意，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为迎回英宗已赔上全部家当的杨善则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越是赏薄，越是显得英宗为景帝所忌，越显得他这件大功的盖世之奇。他没有冒昧地改去巴结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亲，自然能够重见天日。到那时候，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
可惜事与愿违，杨善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废英宗之子、立己子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妃子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朱祁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不能踏出宫门一步，形若囚徒，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训中规定了大明皇位继承制度：即嫡长继承制，太子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及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呢？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兄终弟及”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嫡长制确立后，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绝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有人为干扰的因素。
首先谈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患病早夭，这样，“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举例来说，秦汉两朝共有二十八个皇帝，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如此可见，嫡子继位在历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长而立的原则，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年纪最大的作为继承人。
其次是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失宠后，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宠阴丽华，郭氏之子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于阴氏之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唐玄宗王皇后无子，宠妃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唐玄宗宠爱武惠妃，又想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
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干预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更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并严格遵守了嫡长制。他最早立马皇后所生嫡长子朱标为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之余，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性英武，许多地方都与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议论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立皇四子燕王，那么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晋王将立于何地？”
刘三吾的理由依旧就是嫡长子制，因为这三个儿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长子原则，应该立皇二子秦王，无论如何都轮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觉得有理，不应该乱了礼法，然而，他并不喜欢秦王，于是选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他本来还有个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因为嫡长孙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孙。
立储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后来又起了变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晋王先后病死，这样，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长子。朱元璋偏爱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为太子。但群臣纷纷反对，理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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