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说：“拿上这支枪，你就是军人，你必须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后来，何卫国才知道，这个军官就是孙立人。炮火隆隆，子弹呼啸，战争结束了，弹坑上建起了住宅区，子弹朽烂在泥土里，上面长出了野花。何卫国随军去了台湾，他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些年，尽管神志模糊，但有一些关于家的细节永远无法忘记。
如果靠近他的嘴巴，能听清楚他念叨的是这些词语：丝瓜花、池塘子、石榴……
他还记得，老屋的土墙上爬满了丝瓜，开着黄色的花，院里有个石磨，窗棂上的纸裂开了。他的童年时期，总是穿着破棉袄扒在土墙上，看着门外结冰的池塘，还有池塘边的老槐树。母亲穿着带补丁的裤子，从槐树下走过来，把一个咧嘴的石榴塞到他手里。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他还记得母亲当时的表情以及动作。
没有人知道，有一年中秋节，这个精神病院里的老兵看着桌上的石榴和月饼，为什么突然流下了眼泪，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
有些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恰好相反，越久越清晰，如同窗边的弯月，时时勾起往事。
何卫国康复出院后，常常参加老兵聚会，聚会的主题基本是讲述同样的故事。对于战争，那些台湾老兵并不愿意多谈，更多的话题是对故乡的怀念。
故乡，一个魂牵梦萦的词，只有在外的游子才能深刻体会什么是故乡。
出于历史原因，再加上这些老兵年岁已高，很多人都回不了家。葬我于故乡——这是很多台湾老兵的遗愿。有个83岁的老兵，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语言能力丧失，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他唯一会说的一个词就是：回家。他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撤在老家的麦地里。
两岸通航后，有一次，同乡聚会，一个探亲的老兵从大陆归来，带来了三公斤泥土。
许多老兵脸上的神情都显得很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们如同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每人分得一勺泥土。有的老兵将泥土视为珍宝，锁在保险柜里；有的老兵把泥土放在茶壶里，喝掉了。
故土难离，也许，他们此生再也无法踏上家乡的土地。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经过两岸有关部门协商，一批国民党远征军老兵被邀请前来大陆参加活动。当初的青春少年，如今的迟暮老人，这些远征军老兵参加纪念活动的时候，途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候车室的人三三两两，有出门打工的农民，有求学的学子，有出门旅游的夫妇，有出差的公务员。接待者打出了横幅——“欢迎远征军回家！”当一群风尘仆仆白发苍苍的老兵出现的时候，不知道从候车室哪个角落传来了掌声，掌声最初很孤单，随后，所有人都站起来，面带微笑，全部鼓起掌来！
老兵的表情甚至略显害羞，老兵的白发是真正的荣耀。
何卫国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被邀请访问大陆，使他坚定了回大陆定居的决心。
归家时，还未踏上故土，他就因为心疼而蹲下痛哭起来。时光改变了他的模样，也带走了大陆的亲人……当初的家早已没有了。
许多年前，他挑着担子，出门的时候还是青春年少，回来的时候已是苍苍暮年。
他这一生，孤苦飘零，犹如在风雨中的蒲公英。
何卫国在陵园工作的时候，有些台湾老兵的骨灰无处安放，只好委托他埋在这里。那些台湾老兵在大陆的家也已经不在了，有的甚至根本找不到所在的村子。
这个孤独的老人时常喃喃自语，精神恍惚，他会发呆好长时间，对着落叶说：“爹、娘、弟弟，还有我的战友们，你们都在下面等着我。”
附近拍摄现场的那些穿日本兵服装的演员，还有隐隐传来的炮火声，使得老兵精神错乱，旧病复发。往日的心灵创伤无法磨灭，他的记忆重返抗日战争时期，这种错乱的精神状态让他误认为自己还在战场上。他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制作弓箭潜伏在炮楼外，射伤了另一个说日本话的演员。最后，他抢到一把手枪，躲进了山洞，做最后的抵抗。
当时，大胡子导演想要拍下围捕老兵的场面，但是遭到了武警官兵的驱赶。
陈处长说：“你冒充记者呢？捣什么乱。”
大胡子导演说：“这么多人都抓不到一个人，真是够笨的。你们是不是想一直在洞口守着，让那老兵饿得受不了跑出来，然后抓他？不过我看那山洞里可能有蜗牛、青蛙、蛇什么的，老兵在里面躲个个把月没问题。”
两名武警没收了大胡子导演的摄像机，架着他的胳膊往山下走。
大胡子导演说：“等等，我有个办法，能让老兵出来。”
陈处长问道：“什么办法？”
大胡子导演说：“我们剧组有个特型演员，长得很像孙立人，这老兵不是孙立人的部下吗？可以让我们这位特型演员穿上孙立人的旧军服，命令他出来接受训令。只要他从山洞里出来，你们上去就抓。”
当时形势危急，何卫国手中有枪，又在暗处，为了避免伤亡，武警官兵没有选择进入山洞强行抓捕。大胡子导演提供的这个办法尽管有些荒唐，但是有必要尝试一下。特型演员很快就换上了服装到达了现场，站在山洞前喊话，要求何卫国放下武器，走出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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