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时候从家走的？”
“早餐过后。我打扫了房子，把门锁上。大概在上午十一点。”
“你走之前没有给普莱斯先生打电话吗？”
达伦一直把这些细节潦草地记在笔记本上，但现在他的笔停下了。这时，我拿出手机，悄悄点开录音。顺便一说，霍桑是对的，我丢了手机，又在来的路上从公寓里找到了它。不知道记录警察的谈话是否违法，我迟早会知道的。
“没错，我打过，但电话没接通。”斯宾塞又拿起手帕，擦了擦眼角，“他应该一起来的。我们在一起九年了，还合买了房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对他做这种事。理查德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之一。”
“你周一上午总是休班吗？”格伦肖的声音很冷淡。她的坐姿、笨重的塑料眼镜和乌黑的蘑菇头发型，所有的一切都让她显得冷酷无情。
斯宾塞点点头。“周日晚上，我们从不走a12号公路，路上太堵了。如果和理查德一起的话，我们黎明时分就得出发。他一直专注于工作，而我自己做老板。我在柏力街开了一家画廊，就在佳士得拍卖行的拐角处。我们专营二十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这就解释了走廊上吉尔和拉斐留斯的画作。“我们周二至周六营业，所以周一我在家办公。”
“你昨晚和普莱斯先生说过话。”格伦肖又继续说下去。
“对，我大约八点钟的时候给他打了电话。”
“你怎么能确定时间？”
“昨天是二十七号，是调成冬令时的日子，时间往回调了一个小时。我办完事就打了电话。”他拿出手机，按了几个键，查出他的通话记录。“你看！”他说，“正好八点钟。”
“在克拉克顿有信号吗？”霍桑第一次开口就近乎敌对，但这并不奇怪。
斯蒂芬·斯宾塞并没有搭理他。
“你能告诉我们，你丈夫在电话中说了什么吗？”格伦肖问。
“他问我在干什么，我们谈了天气和我母亲……很平常的事情。他听起来情绪有些低落，他说还在担心正在处理的案子。”
“什么案子？”
“一个离婚案。你肯定听说了，理查德是名离婚律师，一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刚代理了一位叫阿德里安·洛克伍德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离婚案。他的妻子就是那个作家……你知道的……阿基拉……”他忘了她的姓。
“阿基拉·安诺。”我说。
“没错。”他瞪大眼睛，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你知道的，她威胁过他。在一家餐厅里，她走到他跟前，朝他泼酒。我当时就在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应该马上告诉你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没想起来。但今早回家，看见这里的警察和理查德……”
他停下来，让自己缓了缓，然后继续说。
“应该是上周一，当时我们一起在奥德维奇的德劳奈餐厅吃晚饭。那是理查德最喜欢的餐厅，下班后我们经常在那里见面……吃完饭就可以打车回家。总之，那天我们刚吃完，我就看见这个女人走过来。她个子不高，看起来像日本人，我没认出她来，后面还有一个女人和她一起。
“她停在我们的餐桌旁，理查德抬起头。当然，他一下子就认出她了，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不安。他彬彬有礼地轻声问了一句‘有什么能帮您的吗？’她低头看着他，脸上带着怪异的笑容。她戴着有色眼镜。‘你是头猪！’这就是她的开场白，她还说了一些关于离婚的事，说那有多么不公平。然后她伸手拿起我的酒杯——我一直在喝红酒，虽然我们已经吃完饭了，但杯子里还剩下一些。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她要喝掉那杯酒，但她却把酒倒在了他头上。理查德的脸上和衬衫上都是酒，太离谱了。我觉得应该报警，但他不想惹事，只想离开。”
“她还说了什么？”
“就这些。她泼完酒之后，立即放下酒杯，说她想用酒瓶子打他什么的。”斯宾塞停下，仿佛刚刚的描述才让他反应过来，“天哪！他就是那样被杀的，不是吗？！”他猛地伸出手来，抱住自己的头，“她说过要这么做的！”
“斯宾塞先生，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格伦肖说。
“什么叫不要妄下结论？她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口说的，还有十几个目击者。”
“你们周日晚上的通话里，普莱斯提到她的名字了吗？”
斯宾塞回想道：“没有，他没有说她的名字，但确实提到了她。我知道他一直在想这个案子……虽然他很谨慎，从不告诉我任何案件细节，但我们在德劳奈时，他说起过这件事。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和奥利弗谈过了，就是奥利弗·梅斯菲尔德。他们俩都是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律师事务的资深合伙人……我正要问他们聊了什么，门铃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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