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知怎么的，他说服了我，尽管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几乎要了我的命，但第一本书现在已经写完，尚未出版。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新出版商——兰登的塞琳娜·沃克尔——执意要签订一份三本书的合同，在我经纪人的敦促下，我同意了。我认为对于每位作家来说，不论他的书卖出多少，都是这样：一份三本书的合同意味着工作稳定，意味着你可以规划时间，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同时也意味着你要专注于写这些书。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而言，也就没有休息一说。
霍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整个夏天我一直都在等电话，同时也希望它不要响。毫无疑问，霍桑很出色，即使我错过了给我的每一条线索，他也用一种类似儿戏的方式解开了第一个谜团。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发现他非常难对付。他性格阴暗孤僻，即便我是他的传记作者，他也拒绝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个人的事情。至少可以这么说，我发现有时候他的态度令人感到不快。他总是骂人、抽烟，还叫我“托尼”。如果让我从现实生活中挑选一名主人公，那肯定不会是他。
此刻他就在这儿，我写完《关键词是谋杀》几周后又来缠着我。我还没有给他看这本书，他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写他的。我决定维持这种状态，越久越好。
“那么，是谁被杀了？”我问。
“他叫理查德·普莱斯。”霍桑停顿一下，好像希望我知道他在说谁，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名律师，”他继续说道，“一名离婚律师，经常上报纸。他的许多客户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像明星之类的。”
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确实听说过这个名字。我被载去片场时，收音机里播了关于他的事，当时我半睡半醒，根本没有听进去。理查德·普莱斯住在汉普斯特德，我遛狗时常去那里。报告称，他在自己的家中被人用酒瓶袭击。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他有个绰号——是叫“铁娘子”来着吗？不对，这是菲奥娜·沙克尔顿的绰号，她也是律师，保罗·麦卡特尼爵士与希瑟·米尔斯那场激烈的离婚案就是由她负责的。普莱斯被称为“钝剃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叫他。
“谁杀了他？”我问。
霍桑忧愁地看着我：“老兄，如果我知道，就不会在这儿了。”
他有一点是对的，我累过头了。“警察需要你去调查吗？”我问。
“没错。我今天早上接到了电话，然后就立刻想到了你。”
“真是多谢，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霍桑从夹克里面的口袋中取出了一沓照片作为回答。我绷紧了神经。虽然我经常看犯罪现场照片，把这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但我永远无法接受犯罪现场那令人咂舌的暴力。这是犯罪现场的原始状态，一切都直白地展示出来。有的东西没有色彩，让深黑色的血液看起来更加可怕。你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尸体只是躺在那里的演员，他们完全不同于真正的尸体。
不过第一张照片还算好，这是理查德·普莱斯生前拍摄的，一张摆着姿势的肖像照，照片中是一个英俊、温文尔雅的男人，鹰钩鼻，高额头，长长的灰白头发向后梳起。他穿着一件运动衫，微微地笑着，好像对自己很满意，自然也没有丝毫迹象暗示他就要成为谋杀案的调查对象。他双臂交叠，左手搭在右臂上，我注意到他的无名指上有一枚金戒指。所以说，他结婚了。
在后面的照片中，他已经死了。这次，他躺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手伸过头顶，身体扭曲的程度只有一具尸体才能做到。他的周围满是玻璃碎片，还有大量的液体，这些液体看起来太过稀薄，不可能是血，原来这是血和葡萄酒的混合物。这些照片是从左侧、右侧和上方拍摄的，没有想象的余地。我继续看其他照片：脖子和喉咙上有锯齿状的伤口，眼睛瞪得大大的，手指像爪子一样。这是死亡特写。我很好奇霍桑怎么这么快就拿到了这些照片，可能是以电子方式发送给他，然后在家打印出来的。
霍桑解释说：“理查德·普莱斯被一个装满酒的瓶子击中了前额和颅骨前部。”他这么快就说起了官方用语，真是有趣。例如，“击中”而不是“打”。那个“前部”可能直接来自天气预报员的词典。“额骨有严重挫伤和蛛网状骨折，但这不是他的致死原因。瓶子被砸碎了，这意味着用的力被分散了。普莱斯倒在地上，留下来的凶手拿着锯齿状的瓶颈，刺在了他的喉咙上。”他指着其中一张特写照片说，“这儿，还有这儿。第二次，刺穿了锁骨下静脉，刺进了胸膜腔。”
“他因失血过多而死。”我说。
“不。”霍桑摇了摇头，“他可能连失血过多的机会都没有，我猜测他并发了心脏气体栓塞，这才使他丧命。”
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怜悯之情，只是在陈述事实。
我拿起咖啡想喝一口，但它的颜色跟照片上的血迹一样，我又放下了。“他是个有钱人，住在价格不菲的房子里。任何人都可能闯入，我看不出这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说。
“实际上有不少，”霍桑兴奋地回答，“普莱斯在处理一个大案子……一份一千万英镑的和解协议。虽然案子里的那位女士没赚到什么好处。你对‘阿基拉·安诺’[1]有印象吗？”
虽然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下面会提到），我不得不换掉她的名字，但我很了解她。她是位小说和诗歌作家，几乎在所有图书节都会做演讲。她曾两次入围布克奖，斩获科斯塔图书奖、t . s .艾略特奖、女性小说奖，近期荣获了纳博科夫国际文学成就奖，表彰她在国际文学中的成就，称她“笔风独特，散文优美”。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其他大型报纸撰稿（主要是关于女性问题和性别政治）。她经常出现在广播中，我曾在《道德迷宫》和《未完之事》中听到她讲话。
“她把一杯酒倒在了普莱斯的头上。”我说。那件事在社交媒体上传得到处都是，我记得很清楚。
“老兄，她做的可不止这些。她扬言要用瓶子打他。那可是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很多人都听见了。”
“然后她杀了他！”
霍桑耸了耸肩，我明白他的意思。在实际生活中，这事可能显而易见。但在霍桑的世界里——那个他想与我分享的地方——对犯罪的认定可能恰恰相反。
“她有不在场证明吗？”我问。
“她目前不在家，没人知道她在哪里。”霍桑掏出一支香烟，点燃之前卷了卷。我把咖啡外卖杯滑向他。里面还有半杯咖啡，他可以用它当烟灰缸。
“那么就有一个嫌疑人了。现场还有什么？”我说。
“我正要告诉你！他的房子正在重装，大厅里有很多油漆罐。当然，他对多乐士之类的普通油漆不感兴趣。他用的是英国珐柏[2]那些浮夸的颜色，像土绿色、常春藤、阿森尼克这样的，要八十英镑一罐。”他很厌恶地说出这些名字。
“阿森尼克是你编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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